從李怡死去想起
---早年我是李怡的fans
22-10-8

李怡死了，我沒有什麼感覺，same as對倪老匡的死去，沒有感覺一樣(我改過倪老匡兩個劇本)。
話說，我早已不想寫時政及政治，但看到《阿周電視》周顯劈頭說、李怡賣文只是為了「糧支」，覺得簡單了點。

早年我是李怡的fans，曾長期訂閱《七十年代月刋》---另一本叫《70年代雙周刋》，是莫昭如主編的。
八十年代我多在台灣及新加坡工作(兩邊跑) 。九十年代不問世事，不看《蘋果日報》，故此感覺不到李怡的存在。

(1)

(附錄)

《李怡：失敗者回憶錄：神針拔去，風暴將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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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rom Facebook)
李怡
9月9日上午 11:59
（失敗者回憶錄0909）神針拔去，風暴將臨
2019年2月香港特區政府以一宗香港男子在台灣殺害女友的案件為由，提出修訂《逃犯條例》，容許政府把疑犯移交台灣及中國大陸等地。
香港和許多國家都訂有引渡罪犯協議，但與台灣、中國大陸卻沒有。2005年在一個聚會中，我問過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這個問題。他說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、台灣仍有死刑，而香港已經廢除了死刑。
除了有引渡協議的國家或地區之外，香港也為沒有協議的地區訂有《逃犯條例》。在《條例》第13條「移交令」中，列明有死刑的地方，只有在該地方不會執行死刑而香港特首亦信納這保證的情況下，才會發出移交令。不過，更列明：「在某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情況下，行政長官可決定不就該國民作出移交令。」
訂立這一條，相信是因為中國是世界上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。據2017年官方數字，中國執行死刑人數有1551人，而全球各國執行死刑的總數也只有596人。
原有的《逃犯條例》在1997年公告，其後並作修訂，內容指：移交逃犯安排適用於香港政府及香港以外地方的政府，但卻指明「中央人民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其他部分的政府除外」。意思就是不能夠移交逃犯到中國大陸了。
這條例把中國大陸排除在可移交逃犯的世界各國之外，明顯就是中共也知道香港和世界各國對中國的司法沒有信心。中國司法強調黨領導，「黨」字的組成是「尚黑」，在有關中國司法案件的許多報導中都體現「尚黑」。中共為求取香港及西方國家對主權轉移後香港的信心，就不顧面子訂下這「除外」條款了。
2019年特區政府提出修訂《逃犯條例》，把「中華人民共和國除外」的字句去掉，是因為中國富起來、強起來也。除了這個條款帶屈辱性，更有一說習近平以「反貪腐」鞏固權力，就要抓一些在香港的權貴政敵，撲滅對他權力有威脅的書刊。銅鑼灣書店的風波鬧大，刺激中共不想再暗中擄人，乾脆在香港立法，名正言順地把看不順眼的人作為罪犯抓到大陸去。
另一說法是由於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，要引渡去美國，北京為求反制，希望在香港掌握類似的法律籌碼，將「觸犯中國法律」而身處香港的中外人士移送至中國大陸受審。
不少人認為是特首林鄭月娥為迎合北京而提出修例，但我更相信這是北京的命令。因為一提出修例，中聯辦就召集香港的政協、人大及建制派議員，要求全力支持。
修例的藉口，是一年前即2018年二月台灣發生的命案。兇嫌和受害者都是香港人。兇嫌棄屍後回港，台灣當局在發現屍體後，三度致函港府，提出司法合作。但港府一句回應都沒有。
直至一年後，特首和保安局長以悲憫之姿指若不修訂《逃犯條例》，就無法把疑兇送去台灣受審，受害人家屬可憐呀！無法彰顯公義呀！
法律界指出，台灣與中國是不同的司法管轄區，《逃犯條例》的「除外」條款不應包括台灣。香港與台灣進行一次性個案移交，一點問題也沒有。此外，司法合作還可以包括由台灣辦案人員到香港機場，由香港警方把兇嫌交給台方押送回台。這樣的做法以前也試過，不是第一次。
但港府卻拋開已有的可行辦法，捨易取難、不顧輿情地把原《逃犯條例》的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除外」這條款予以剔除，把台灣列為中國的「其他」部分，認為這樣才能填補《逃犯條例》漏洞，才可以把疑犯送往台灣。
台灣當局洞悉把台灣納入「一中」的陰謀，立即拒絕以這方式接收疑犯。更發出旅遊警示，指香港修例後，中共就可以在香港合法拘捕台灣人，送往大陸受審。
修訂《逃犯條例》的要害，就在於把排中的「除外」條款剔除後，許多在香港不屬於犯罪的行為，若遭特首配合中共需要，都可以列為「在中國的犯罪者」而予以拘捕送交中國。比如「攻擊國家領導人」、「尋釁滋事」、「勾結外國勢力」等等。因此，修訂《逃犯條例》也被稱作「送中」條例。
林鄭政權稱修例是為補漏洞。但實際上「除外」條款是基於對中國司法的評價而作出的，而且是中國自己同意及參與制訂的。它不是「漏洞」，而是一國兩制的定海神針。神針拔去，專政風暴就會來臨。
修訂《逃犯條例》提出來後，香港許多人都嗅到了氣味。於是，從法律界開始，到傳媒、寫作者、商人，包括一些親建制的富豪，都紛紛發聲反對。大家都看到，一年前的台灣命案只是巧立名目，而且立得不巧，漏洞百出。若這惡法通過，則所有人都生活在動輒得咎的恐懼中。一網打盡香港人，一槌擊潰一國兩制，更給台灣硬吞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」的死老鼠。
西方政府機構、香港大律師公會，和包括部分親建制的報章社論，都反對修訂《逃犯條例》。人權組織Hong Kong Watch不具名引述多名商界名人表達憂慮，這些人包括國際銀行高層、對冲基金經理。中共任命的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教授撰長文，對修訂條例提出質疑。
但林鄭政權對所有質疑全都裝聾作啞。主持修例的高官連與法律界見面討論都欠奉，只是用強權逼一些親中人士表態，並依靠在立法會佔多數席位的建制派議員企圖硬闖過關。
在民主派分裂成大中華派和本土派的爭鬥中，連續幾年泛民主派主導的遊行人數越來越少。因此，中共和林鄭政權都低估了反對力量。但想不到全港大部分年輕人奮起，扭轉局面，使反送中運動風起雲湧，氣勢澎拜！（194）

從李怡死去想起
---看不到「香港人as異地雜種under回歸下的地方vs中央的思想斗爭」的心態

李怡糊塗，他很早以前就是本土派，他難道不知道本土派是類近港獨的一支嗎？
他熟讀中國歷史，難道不知道港獨是不可能成立的嗎？倒給了中共打擊的借口。
他難道不知道，大中華和港獨是互相杆格的嗎？班靚仔發癲啫，你跟着他們去癲？尋且還是本土派的「導師」，OMD。
(比較上，黃毓民蕭若元長期以來都不是港獨本質。蕭若元沒有原則、思想混亂、骨子裡是一個漢奸，另話)。
明知反送中有外國勢力支持，更是漢奸的性質了。
我猜測，近年逃去台灣的李怡內心會很痛苦，因為親身目睹了一個躲在外國卯翼之下、分裂國家而又貪污腐敗的「民主台灣」。

世人Stupid，泛黃友眾口一詞，譽李怡一貫自由民主什麼的，見解膚淺，看不到「香港人as異地雜種under回歸下的地方vs中央的思想斗爭」的心態，看不到李怡是這個狀況的反映人物，有空我可以寫一輯「異種傳」。
我的思想轉變vs 李怡的思想轉變，可以作為一個case study。

(10)

從李怡死去想起
---由反風流共變為類港獨友

我稍查看李怡的《失敗者回憶錄》，有一篇﹕「李怡專文：反送中猶如醍醐灌頂，人生歷程有了新的醒悟」，令人觸目驚心。反送中是一種造反行動，醒悟要造反？
2019年，反共友誤解龍真的要來了，事實上是自己嚇自己。去年逃亡台灣失敗的黑暴少年，自大陸被釋回香港，就是一個例子。這種「送港」，沒有人講，李怡也裝糊塗。

李怡死前個幾月(9月9號)發表的《神針拔去，風暴將臨》(可能是舊文)，談送中。但他還是沒有解釋如何解決「為什麼收回主權後，到香港抓個人都不可以呀？」這個問題。
核心還是李怡要反(理由是中共不代表中國)，反對中共統治管治香港，核心還是葉公好龍，心中沒有國家。
死刑什麼的是胡扯，李怡後來不是逃去有死刑的台灣居住麼？

(9)

從李怡死去想起
---由愛國到反風流共到漢奸

切回李怡80年代初的思想轉變。(個人猜測)，1982年之前，反港英政府(權威)是一種時髦，愛國(記得自70年代始的保釣運動嗎)也是一種時髦。那時，代表中國的不就是中共？(難道還給台灣) ，現在沒有人叫保釣了。
(個人猜測) 李怡自來紅(及愛國)，點會批評文革？但一sense到「共產黨會殺過來」，租界將不保，就「葉公見龍」起來了。
幾年之後的1989六四更是催化劑，相信絕大部份後來成為反共的左仔是這時轉勢的，底因是對回歸之恐懼。
李怡由愛風流國到反風流共(一國兩制下、無虞)，道德上身。思想上，由「民主自由」代替了「愛國」。

可以這樣說，香港人，無論是左派，右派由親共變反共的人，核心不是自由民主，而是葉公好龍，而是抗拒「共產黨殺過來」。後來發展到連自由行旅客都要打(2014)、高潮時是反送中(2019)，李怡是一面鏡子。

(8)

從李怡死去想起
---怕動搖自己異地雜種的存在，遂而抗拒中共直接統治管治香港

我反對李怡，是因為他成為漢奸而不自知，是哀其stupid。
我說過多次、你反共、反對代表中國的中共政權，是可以的，
甚至革命以致鬧獨立，也是可以的，不怕坐牢則成。

但做漢奸則是另外一回事。先不說這基本上是不可能(以漢奸的言行去救國)，而客觀上已經少少地累街坊，譬如2019年風波的結果就是，多少青年人受難(當然也推在中共身上)。大的方面，更會讓社會混亂，甚至乎發生戰爭---例如支持美國撩撥兩岸。
令人䣓夷的是，整天滿口談中國文化、談愛中國，談愛香港，想去推倒中共。

反共友兩個死穴，一是「自由民主」上身，一是「異地雜種」中的刁民/反民願景不除，
兩者互為因果，可鄙視中共統治香港的合法性，骨子裏是怕動搖自己異地雜種的存在，遂而抗拒中共直接統治管治香港。
2047還遠著呢，幹麼冒進？結果客死他鄉(台灣)。

(7)

從李怡死去想起
---大哉問

本人自80年代就思考及探討「香港人as異地雜種」的種種。第一是身份認同問題--對國家認定的問題---第二是熏陶問題。
就算我這樣的一個老藍絲，英治下長大(異地雜種)，骨子裏還是崇尚自由民主的，same as李怡。
我認為，自由民主和民主制度是兩回事，西方民主制度能不能適用於中國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香港人回歸是民族主義問題、不是民主主義問題，反對派用「西方民主」這把利劍，反而是懟國家的、其極端結果就是走向港獨及漢奸。

重䨱一下我這類想法
你能不能不愛中國？(不能，我不會移民，香港脫離不了中國大陸)。
中共是否能代表中國？(能代表)。
中共統治中國如何？(前半期相當仆街，後來越來越好，雖然手法還是專制，它還是為人民的)。
中共統治香港，如何？(先羈麋，現在是政治戒嚴，但社會穩定了下來)。
你會不會回大陸居住？(不會，因為我異地雜種慣了，香港擁有全世界最好的「夾縫中的生活」)。
你愛不愛國？(愛國一詞已狹義化，我認為，一個政權能代表國家，但不等於是一個國家。人民與政權是互動的。我反對反共者用西方民主那一套，壓迫國家主權，但我是崇尚自由民主的。
也要看勢，舉例，康熙朝，開國已幾十年，民間亦有不靖的一面，四方仍有戰事，但她會倒嗎？Project to今天中共，她會倒嗎？黃毓民的「睇吓邊個長命」，是一句笑話)。

由是，除非你由內至外都是一個漢奸，否則你不能不支持代表中國的中共的。
你支持她(中共)，不等於盲目順從她，這一點我傾向於旅美中國學者蔡霞的觀點。

(6)

從李怡死去想起
---關鍵時刻是1982年左右

李怡(1936--)的思想轉變，和倪匡(1935--)不同、和程翔(1949--)不同，也和袁爸爸不同。
李怡應該是自來紅，他是左派粵語片導演李化的兒子，李晨風的堂弟。
中國解放時、李怡才13歳，在左派的大環境中，那能不左？
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左仔左得來是很純樸的，是真真正正的愛國者(愛中國)。

關鍵就是在愛國(愛中國)這個point上，當時香港尚處於「租界」的零國一制的「自由環境」中，人們可以愛風流國。
李怡後期居然變為一個漢奸思想(他似不自知)，事出有因，這一點後邊再談。
李怡自來紅，周顯說他文革時(1966-1976)為什麼不反共，到改革開放後才慢慢反共？他為什麼會反？文革傷害不到他啊！他是在吃愛國飯，是不假的。後來吃反共飯，是果不是因。

李怡exactly反共不知始於何時。我猜測，大概是1982年左右，知道中共將會收回香港的時刻---這大概是所有後來成為反共的左派的轉折點！(倪匡不算，他基本上不算是香港人，也不是香港左派。逃港的大陸人，多半是反共的)

(5)

從李怡死去想起
---反共或親共可以和賺錢並存的

今天泛黃友一致推崇李怡，是持著「自由民主Vs獨裁專制」這種老掉大牙的「崇高道德觀」而自嗨的結果。
說過多次，「自由民主Vs獨裁專制」的認定本身就有問題，其他不多說。

另一方面，對李怡的另一評價，有泛藍友說「李怡是糧支派」，和泛黃友的「淡泊名利」之南轅北轍，令人失笑。
這固然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(看電影)，也是比例上的問題，相對上的問題。
比方，鄙人在90年代寫專欄，只能收$400元/千字，日收二百多。李怡任職蘋果，是神級了，淡什麼泊？李怡有什麼了不起？很多人都寫反共文字啊！
反過來說，李怡似不是如周顯所說的唯利是圖糧支派。

the point is，反共或親共與賺錢是不矛盾的。貪不貪錢很難介定，只要有人願意付稿費，有乜問題？
一些人死腦筋，非黑即白。比方，總以為共產黨是為權力而存在(革命，掌權，執政是附帶的)的，這當然是可以同時存在的啊，莫非拜登佩樂西拼命的選舉不是為了權力？
又比方，不愛錢就是藝術似的。多年前看到黃秋生在導演，聲明是為了藝術，證據是不收片酬，云云，笑到我幾乎碌地。人們思想冬烘，極端一點，以為妓女也不配愛人似的。

無論如何，我認為，李怡不是為了冇得撈而棄共棄中，也不是很恨錢而反共反中，他理念型大於撈家型。

(4)

從李怡死去想起。
---只有「勢與立場」

我前面寫過這個理論﹕政治是沒有錯對的，只有勢，只有「勢與立場」
李老怡的問題(人們對他的疑惑)，就是立場問題。
立場又源自每一個人的價值觀，而價值觀又會「因人」「因時」「因地」而有所不同。

用評析電影作比較，觀眾有很多種(立場)，電影本身(政治現實)又分「好不好看」、「拍得好不好」、「賣不賣應座」等等。
各種因素疊加，遂不能產生一個簡單的論證。
Project to「香港人Vs中共，反定不反？」，也不能簡單地論定。

時至今天(2022年)，李怡之反(共)、和倪匡不同、和程翔不同，和老夫子不同，和大陸自由份子也不同。
原因是每個人背景不同，思想變化情況不同，中共政權也在變化中。

人們Vs政權，就好像看電影。
舉例，我極力眨斥《智齒》，就好像倪匡之反共。我不去看《明日之戰》和《飯氧攻心》，就好像李怡之反共法。

(3)